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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边缘》再现哈尔滨“特工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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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逸仙

谍战大剧《剃刀边缘》正在省台都市频道第一剧场热播。剧中,文章饰演的男主角许从良和众多地下党战士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不仅成功摆脱了伪满警察和日本关东军的秘密追踪,而且还能光荣地完成任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哈尔滨是最早遭到日本侵略者践踏的城市,也最早燃起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烽火,中国最早的情报组织也建立在哈尔滨。省台纪录片部曾历时3年,走访了全国多个城市,历经艰辛制作完成专题纪录片《红色国际特工》,其中第三集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哈尔滨的特工传奇。本周“绝密哈尔滨”报纸版,我们将回顾80多年前哈尔滨的传奇往事。

中国最早的情报站在哈尔滨

上世纪30年代,索菲亚教堂附近有一个叫做“八杂市”的地方(现哈一百所在位置),这里喧嚣、随意,透着热腾腾的市井气息。就在“八杂市”里,中国最早的一个情报站建立了,它还一度成为中国情报总部。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认为日本人的目的是要侵占苏联的远东地区,更加重视对中国东北的情报获取工作,要求中共调派更多的地下党员到苏联培训,并迅速在东北形成情报网。这些情报网都是以哈尔滨为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组织:一个是以王东周为组长,杨奠坤(后改名为杨佐青)、庄克仁为副组长的哈尔滨情报组;一个是以苏子元为组长的齐齐哈尔情报组;还有一个是以黄振生、赵国文为首的大连情报组。这其中大连的黄振生、赵国文都是通过哈尔滨情报组发展的。可以说,哈尔滨就是当年中国情报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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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奠坤

“瓦尔德尔”与“古斯达夫”

1932年冬天,中共党员、磐石游击队政委杨奠坤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他一方面根据上级指示收集日军的分布和调动情报,一方面发展成员,送往苏联受训。年近40岁仍然报国无门的张逸仙看到了革命曙光,在杨奠坤的引导下,很快就投入到对敌斗争的秘密战线上来。1934年初春,23岁的杨奠坤和40岁的张逸仙前往莫斯科西北郊森林中的苏军培训学校进行情报训练。他们换上了苏联军装,每个学员都有一个俄文名字作为代号,杨奠坤叫瓦尔德尔,张逸仙叫古斯达夫。为期一年的特殊培训就此开始。

纪录片中,省外事办主任张晓宏介绍:“在这所学校里受训的中国人有很多,还有蒙古人、朝鲜人、捷克人、波兰人,甚至日本人。这个学校隐秘性、专业性、目的性都非常强,培养出来的人员分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苏联周边一些国家担负骨干特工的任务。出于保密的需要,学校规定学员不得私自外出,不得和外界交流,甚至学员之间也不能随意交往。”

张逸仙曾在自述中列出过详细的培训课程明细,学习的主要课程包括爆破、军用化学,射击技术、秘密工作、开汽车、政治和游击战术。其中,尤其以爆破和燃烧为主课。学习结束后,苏军情报部最高首长别尔金出席了毕业典礼,校长缪勒尔少将勉励学员,你们将来每个人的战斗力都将超过一个师。

一个人的战斗力超过一个师

1934年冬天,在中苏边境的山林里,张逸仙一行人学成归国,受苏军总参情报部指派,开展针对日军的谍报活动。一位老哈尔滨人回忆:“通过满洲里时,张逸仙还掉到冰窟窿里,把脚冻坏了,后来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开的刀,把大脚趾割掉,从此走路脚一歪一歪的。”

由于哈尔滨的特殊地理位置,基本上各地的情报人员过境培训都要经过这里,而外埠的情报也大都通过哈尔滨的渠道传递出去。本报记者了解到,当年的哈尔滨情报站接到外埠反日情报来信的有大连、沈阳、长春、海拉尔、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20几个情报站。通过这些情报,总部能及时掌握东北地区日军的军事动态。

张之伦是杨奠坤发展的情报人员,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航联局的文员,具体负责档案。1932年秋,他发现了一卷日军司令部沿江部署的地图,当时正是他和杨奠坤接头的时间,他们穿戴整齐,在道里公园,坐在一张长椅上,用报纸掩饰着外界的视线,张之伦将地图交给了杨奠坤。杨奠坤带回去后,用特制的照相机把地图拍下来,当晚就又将地图交给张之伦放归原处,在不知不觉中,将敌人一份重要情报搞到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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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照相馆

做情报工作是十分危险的,在街上被盯梢,随时接受日伪的盘查是常有的事。作为哈尔滨情报站的负责人,杨奠坤经常告诫和他一起工作的战友们要注意情报工作的技巧,包括如何隐蔽和保护自己,以便能更好地同敌人斗争。比方说杨奠坤在沈阳被特工人员盯上,没有甩掉,他自己走到河边,背过身假装点烟观察对方,对方继续向前走,当走到他身边时,他突然将对方推入河中,等对方上来,杨奠坤已经走了。这些虽然不是惊心动魄,但也看得出情报人员的机智。杨奠坤扮过各种人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有国际情报人员通过俄罗斯经过哈尔滨送药品、送钱到抗联游击队的传奇事件,交换这类东西具有很大风险性。

前不久,本报记者曾再度采访《红色国际特工》的幕后工作人员。编导张思宇说,特工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往往都以多重身份示人,这也让他们在被后世研究时,遇到了不少质疑,甚至误解。这些为理想奋不顾身的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入世”的俗人模样:开照相馆、开饭店、做铁路工人,看上去在哪儿都吃得开,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喝酒,与日本宪兵一起打牌,然后一转身,关于这些人所在机构的重要情报就被传到了苏联红军的情报机关里。

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他们的身份形形色色,他们是东北抗日战场上隐蔽战线的中坚和脊梁。

中央大街的乐天照相馆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像杨奠坤这样的特工人员非常多。通过查阅资料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大街(现中央大街)两侧的街市上,有一家乐天照相馆。1933年5月,一个日本工程队的随军摄影师来到这里,他拍摄了大量的铁路、桥梁、军营等照片,正苦于没有冲印设备。在这里他受到了老板的热情接待,这个对日本皇军亲善的中国人给日本摄影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大量的洗印清晰的照片很快就整整齐齐地摆在日本摄影师面前,质量让他非常满意,然而,这名日本摄影师怎么也没想到,同样的照片也出现在了苏联红军的情报机关里。

史学专家介绍,乐天照相馆也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一个重要情报站,老板孙乐天是一名坚定、机智的国际情报战士。他性格外向、刚毅,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自己拿钱建情报站。为了搜集日寇更多的可靠情报,孙乐天很注意开展社交活动,经常和日本宪兵、特务、警察在照相馆里打牌、吃喝,使乐天照相馆在表面上和伪满机关的关系搞得很融洽,显得很有来头,一般的特务、警察都不敢来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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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省委

“阿列克斯41号”

哈尔滨情报组初建时期,获得情报都是由情报人员传送。后来,情报组从苏联带回一些电台,有了无线电台的支持,哈尔滨的情报工作更是如虎添翼。

1934年左右,哈尔滨情报组先后建立了4个电台。随着侦察范围的扩大,情报组还在牡丹江、沈阳设立了分支电台,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随着电波发往苏联情报总部。

哈尔滨的情报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让日军恨之入骨,他们也加强了对情报人员和电台的搜捕。1941年7月的一个深夜,以铁路工人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张慧忠正悄悄地开始发报。为了这份文件,他从晚10时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张慧忠既疲惫又兴奋,正当他要休息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据张慧忠的儿子张可伟回忆:“当时我父亲把电台装在我家的一个放高粱马料的箱里,刚要埋藏起来准备休息,就有大量的日本宪兵闯进了我家院子,我父亲发觉这个情况以后,准备从后窗跑掉,结果日本宪兵队早就下了埋伏,把整个街区都包围了,就这样(我父亲)被他们逮捕了。”

在“七三一”陈列馆里,《红色国际特工》节目组找到了张慧忠的照片。张慧忠1910年出生于辽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学习政治、军事和情报技术。他头脑冷静,工作出色,他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代号是“阿列克斯41号”,像其他40几位国际情报人员一样,31岁的张慧忠被“特别移送”到了“七三一”部队,被残忍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人体实验。

如今的哈尔滨美丽安详,松花江环绕着这座城市,铭记着它在过去峥嵘岁月里的不屈和坚贞。哈尔滨情报站是国际情报组织中国支队的重要力量,在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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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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