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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北京办自来水厂:百姓害怕喝“洋水”

如今,自来水已经与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们对它的存在已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一百年前自来水厂在北京创建时,其经历堪称曲折。  据历史记载,前直隶按察使,长芦盐运使周学熙(1866—1947,著名实业家、民国初曾两任财长)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经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袁世凯举荐,自天津奉调入京筹建京师自来水,以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的官职,主持筹建工作。当月,周便拟定了《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文》呈交农工商部。与此同时,还草拟了公司《三年收支预算》,对公司盈利预期相当乐观,其时以成本210万元(后实招股270万元)计,估算年可入售水款39万元,除去各项费用,第一年便可得净余利10万元,第二年净余利16万元,第三年净余利23万元,且“以后逐年销售增旺,其余利更多”。以“人性莫不趋利而避害”的判断,且出于自来水事业有“宫保(袁世凯)提倡于上”,“朝中大佬,应者必多”的考虑,认定集股并非难事。  据此,公司在《招股启示》中做了颇有吸引力的宣传。首先宣称“京师为首善之区,饮料乃卫生所重”

,但自然环境不佳,食用“土井”之水,“使用不便,质味恶劣”,“损生民之发育”;一旦遭遇火警,“杯水车薪”更难应对。而自来水的兴建,则可“补天时地利之不逮”,“既利民生,尤便民用”。随后列出9大“特色”,如从自然条件看,京师不比津、沪,“附近无名川大河,自来水可永久专利”;成本低廉,因“自来水取诸自然”,工程告竣,即可“一劳永逸,坐收巨利”;且自来水为“日用之消耗品”,人人需要,其售水之款必“源源而来”等等。同时,规定给以“股息八厘”的厚利,前三年每年更有“官款”银15万两“保息”,即无论盈亏,概由官方保障投资者的股息收益;又规定对优先认股者,加赠十分之一“红股”。在这些优惠条件之外,还以“专集华股,不附洋股”的爱国主义作为集股创业的旗帜,策划可谓相当周密。招股事项通过周学熙曾担任督办的天津银号(即官银号)一手操办,遂经天津、上海、汉口、张家口、唐山、保定等该号的机构,以及委托广东日升昌“收股”。因“交股踊跃”,300万元股本很快集齐。后经核算,并避免“官利吃重”,退回天津银号30万元,即实募股本270万元。京师自来水的建设,在周学熙的谋划指挥下,招股集资,勘测水源,购办设备,组织施工,
克服了诸多困难,历时22个月,工程告竣,1910年初,实现通水。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原本惠济民生的事业,从投入营业开始,便遇到了未曾料到的难题。如周学熙日后回忆所言,自来水“招股虽易而营业则甚难。因内城旗人谓为洋水,疑畏不敢饮。山东水夫又把持之,出种种阻力以相刁难”。  上个世纪初,晚清为内忧外患所困,已经气息奄奄。近代文明虽有所传入,但从社会整体看,仍属“风气初开”的状态。自来水为新事物,其时不止是“旗人”,社会上对自来水的奇谈怪论也在所多有。诸如,因自来水龙头乍放,带一点白色,便说是“洋胰子水”;由于水管埋于地下,便说什么它“专走地道,不见阳光”,是“阴水”;又传言“水里有药”,“有煤油、石灰”;更有传言称,因自来水设备都来自外国,便认为“洋人没安好心”,当水井被填死,将自来水总管道一关,就要把老百姓“渴死”;甚至荒唐到对关于自来水的事情,只敢站在远处看看,“听到自来水三大字”,便“掩耳狂奔”!总之,“为谣言所惑”,怀疑观望者众多。这些很荒唐的事情就是当年的现实。  至于“山东水夫”的“阻力”、“刁难”,则既
是历史遗留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晚清有一首《竹枝词》做过形象的描述,“晋人势弱鲁人强,若辈凶威孰与当,垄断把持官莫制,居然水屋比皇堂”。其社会背景是,当年北京街头的水井都是“官井”,亦多由清军兵营中的山东籍火夫经管,时间一长就成为了“井主”,他们又招募原籍乡民为水夫,专司卖水送水;水夫为谋生,井主则为谋利。井旁搭建窝棚为水夫住所,俗称“井窝子”。清末民初,这一群体约有2500人。水夫本质上是劳动者,而井主则已经异化成了“水阀”、“水霸”,他们垄断水源,称霸一方,与旧时北京掏粪业的“粪霸”,成为百姓不敢招惹的“两霸”。而由于自来水的建成,特别是当自来水初建,与他们的利益格局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依靠“官井”谋利为生的这一群体,便以为断了他们的财源与生路,出现矛盾与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食户之观望”,“井户之把持”,引起公司管理层的严重关切。公司从一开始便注意对民众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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