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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

19世纪中叶,在德国,在格林兄弟所创立的神话学派的故乡,逐渐形成了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流派流传学派。在我国,这个学派及其学说,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名称:传播学派、播化学派、因袭说、迁徙说、外借说等等,但其内容是同一的。 这个学派认为,一些情节相近的作品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民族,是情节在各民族中间迁徙、流动的结果。这一学派的很多研究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民间故事)的故乡说成是印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起的学者逐渐抛弃了这种追寻最初发源地的企图,转来专门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彼此影响交流的实际途径和过程。 这一学派在民间文学研究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和著述至今还受到许多研究者的称道。一、流传学说的先声通常以德国东方学家本菲的《五卷书》[1]德文版序言(1859)作为流传学派建立的标志。但是,早自17世纪以来,就有很多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认为,不同民族具有相同情节的民间作品,是这些情节由一个民族流布到另广些民族的结果。1670年,法国的丹埃尔•雨埃主教(P.Daniel
Huet)曾经撰著《论小说的起源》一书。作者认为,小说的故乡在东方。小说产生的原因在于人的创作素质,在于人对于新奇和幻想的追求。而这些特点以东方民族为最多。希腊最早的小说家是从东方民族那里将这一体裁样式移植过去的。雨埃主教虽然没有像后来的流传学派研究家那样把一切民间文学作品都归结为起源于印度,他只是宽泛地提出东方民族。但是,他却认为只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才具有特殊的幻想才能。他的这种认识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在此前后,著名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译成了法文及其他欧洲文字。阿拉伯等东方民族的故事的丰富多彩,无疑为欧洲读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使他们不能不表示赞叹和折服。 19世纪上半期,许多作家、学者陆续发表见解,使流传学派的学说渐具雏型。 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华特•司各特在青年时代十分注意搜集民间传说和歌谣等口头创作。他还出版了他所搜集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三卷集(18021803)。1810年他在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长诗《湖上美人》(Lady
of the
Lake)的注释中,曾经强调说,对情节相同而不断流动的传说进行分析研究是极有益趣的。他认为,民间故事的流传是十分经常、十分简单的现象,其便当的程度可以同大风刮起草棍儿或羽毛相比。英国学者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在《小说史》(《History of
Fiction》,1814)一书中,已经粗略地构拟了小说自东方渐次西传的路线。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里,许多学者在谈到作品因袭时,全部或者大半是指文学作品而言的。1816年,法国东方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认定,8世纪出现的阿拉伯的《卡里来和笛木乃》来源于印度。自40年代起学术界提出了动物故事的起源问题。比利时学者瓦格纳(A.Wagener)指出,印度寓言同希腊寓言极相近似,印度寓言更接近自然、更合情入理,因此可能最先产生。所有这些学者的论述都为流传学派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可以说,在临近50年代时,民间故事的东方起源说已经基本成熟。需要的只是列举令人信服的实例并加以深入的论证了。 二、在新的问题面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十分精辟地分析了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学术界所经历的危机: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2]流传学派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能不打上这种危机的烙印。流传学派在神话学派[3]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资料和他们所提倡的历史比较研究法的基础上,另辟新径,探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规律,做了许多脚踏实地的、细琐的、有时也是颇有价值的分析和研究。然而,在理论概括方面却不及神话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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